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,服务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、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引擎,中国自加入WTO以来,服务业开放步伐持续加快,尤其是近年来,从自贸试验区试点到全国范围的政策铺开,服务业扩大开放被赋予更高战略意义,2023年,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进一步扩围的实施方案》,新增沈阳、南京等6个试点城市,标志着服务业开放进入“全面提速期”,这一政策转向不仅是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积极回应,更是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。
自2015年北京率先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来,试点城市已形成190余项创新成果,北京通过放宽外资准入限制,吸引了标普、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独资落地;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,推动金融、医疗等领域开放,这些实践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。
数据显示,2022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78%,较2012年提升30个百分点,特斯拉全球首家海外研发中心落户上海、和睦家医疗集团在华新建多家高端医院等案例,印证了开放带来的市场活力,本土企业如支付宝、顺丰速运通过国际竞争加速技术升级,形成“鲶鱼效应”。
当前,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加速重构,CPTPP、DEPA等高标准协定对数据流动、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要求,中国服务业开放提速,既是为加入CPTPP等协定积累条件,也是破解国内服务业“大而不强”问题的关键——通过引入国际先进技术、管理经验和竞争压力,倒逼产业升级。
CPTPP中的“竞争中性”原则、数字贸易本地化限制等条款,要求国内监管体系加速改革,需通过“边境后措施”改革,在政府采购、知识产权等领域实现规则衔接。
传统“正面清单”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开放需求,海南自贸港首推跨境服务贸易“三张清单”(禁止、限制、允许),标志着向“负面清单+风险防控”的治理模式转型,但如何建立与之匹配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,仍需制度创新。
在数据安全领域,需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,参考欧盟GDPR经验,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体系;在金融风险防控上,可借鉴新加坡“监管沙盒”机制,在可控范围内试点创新。
鼓励“服务+制造”跨界融合,如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开放生态整合全球研发资源;支持跨境电商、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发展,培育服务贸易新增长点。
依托“一带一路”共建,推动中医药、文化创意等特色服务出口;参与WTO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,增强规则制定话语权。
服务业扩大开放再提速,绝非简单的市场准入放宽,而是一场涉及制度创新、产业升级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变革,从“要素流动型开放”向“制度型开放”跃迁的过程中,既要保持“敢闯敢试”的改革锐气,也要筑牢风险防控的安全底线,展望未来,随着RCEP全面生效、CPTPP谈判推进,中国服务业开放将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,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,在这一进程中,政府、企业与社会需形成合力,共同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时代答卷。
(全文约1500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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